城市的“巨大化”演进速度，总是超乎了我们的想象。联合国人居署的数据显示：1950年，纽约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都市，而到了2000年，全球已经拥有了19个“特大都市”。
麦肯锡在其发布的《智慧城市报告》中提到：目前，全世界有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于城市当中，预计到2050年，全球城市居民还将新增25亿人。当城市成为经济越来越重要的载体，城市成为价值创造的来源和枢纽，人口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也愈发明显，这是“巨型城市”之所以形成的主要原因。
其实，巨型城市的趋势并不是单一现象，以中国为例，城市化的速度和规模更加惊人，城市的人口在过去35年里面增加了4倍。中国已经有15个超过千万人口的巨型城市，还有23个人口在五百万到一千万规模的大城市。
很显然，城市人口的激增，城市的巨大化趋势，都给城市的管理者们出了一道难题：如何行之有效的进行城市治理，同时让市民不断感受更好的服务体验。
正是为了解决这样的难题，12月24日，由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、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联盟和浪潮集团共同举办的2019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论坛在北京大学隆重召开。
笔者认为，让城市充满智慧，是城市治理最佳的解决路径。通过科技的创新，和智慧应用的不断普及，也会让城市再次变得伟大。
在北京大学，众多城市治理领域的专家，共同将城市治理的问题，进行了抽丝剥茧的梳理。
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院长、中国城市治理创新联盟理事长俞可平指出，新型城镇化极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进程，但同时也带来许多城市治理方面的问题和挑战，如何解决城市进程中遇到的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的治理现代化。
“无论政府治理现代化，还是城市治理现代化，人、制度、工具或者技术，这三个要素不可或缺。城市治理现代化是一个系统工程，既要提高管理者的素质，又涉及到整个治理体制，同时也需要工具的现代化，所以需要政府部门、学术机构和技术企业的多方协作，共同推进城市治理现代化。”俞可平说。
首先，人的因素指的是城市的管理者，换言之是城市的决策人。目前的智慧城市建设，的确发生决策人上移的趋势，也就是所谓的“一把手工程”。因为，智慧城市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，必须要有一个高屋建瓴式的顶层设计：要自上而下地规划，从智慧城市的具体构想，到项目的执行和评估标准，再到子系统的配合执行、各环节的互联互通、交叉信息的处理等等。所以，一个好的顶层设计，是智慧城市成功的先决条件。
其次，好的管理制度其实是一个复杂的系统。比如，北京大学城市治理研究院执行院长、教授沈体雁就表示：“我们把城市看作是经济、社会、治安系统，城市治理可以分战略性整体的治理，经济的治理、社会的治理、空间的治理、以及支撑城市的经济社会生态空间的一系列的关键要素的治理，比如城市科技的治理，人才的治理，数据治理，怎么去更好的给城市的科技、数据、人才做一个最好的制度安排。”
沈体雁认为，“随着人类进入到大云物移这样一些新的技术为基础的智能时代，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出现的主流的城市治理理论，现在正面临着一些新的挑战。特别在中国，随着中国的经济社会的转型，我们的城市治理会走出自己的特色。”
第三，工具或技术，指的就是推动智慧城市落地的多种新兴科技，比如云计算、大数据、物联网等等。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，随着互联网的迅速兴起，著名经济学家乔治·吉尔德（George Gilder）就曾表达过担忧：城市就像“工业时代遗留下来的行李”。意思是说，臃肿的城市设施会拖累科技的发展。但可喜的是，城市没有因为科技的更新和迭代而消亡，反而在城市的数字化和智慧化的道路上走出了一片新的天地。
就像安东尼·汤森在《智慧城市》中写到那样：“数字变革并没有使城市消失，世界各地的城市都在繁荣发展，因为新技术让它们成为更具价值且更高效的场所。”
我们必须要关注到的一个很新的词叫：大城市病。大城市病的主要成因，就是由于人口的激增，导致的道路堵塞，房价的持续高涨，工业和水污染，不稳定的安全因素等引起的不舒适感。
简单的说，大城市病会让城市的发展变慢，竞争力下降。 解决大城市病的方法其实很简单，就是通过数字化的城市治理，逐渐打通各行各业的数据，让服务无处不在，让智慧无处不在。实现了智慧的城市，就具备了对抗大城市病的能力。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副院长、教授陆军也提到城市巨大化的问题。“现在一线城市，重要城市的人口迅速增加，我们的城市化非常快速，尽管现在有回流，但总体趋势是非常快速的，常住人口的密度、规模都在增加，这种情况下的大城市由原来静态的复杂系统，变成活跃的复杂系统。”
所以，陆军提出用智慧的网格及其城市精细化管理来解决大城市病的设想，通过新的技术，数据存储、移动通信、中间件等数字化技术，对城市进行网格化的闭环管理，让城市可以做到动态管理，以此来实现智慧化的升级。
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很有建设性的意见。它的好处在于打破了传统城市封闭的流程，和静态的管理，用数字化技术让数据“活”起来，让智慧可以落地。
归位到智慧城市的话题，浪潮集团执行总裁陈东风认为，“随着浪潮在智慧城市实践过程中的不断积累，我们发现信息技术只是实现了治理工具的创新，还需要治理主体、治理机制的创新，来推动城市治理和社会治理的全面创新。”
这也是为什么浪潮会与北京大学，基于智慧城市进行深度合作的原因。
北京大学具备在公共治理、城市管理和区域规划等领域的多学科综合优势，而浪潮则有多年来在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领域的积累，以智慧城市建设、运营为依托，服务全国一百多个城市。双方的合作可以促进政、产、学、研、用，多方生态的深度融合和协同创新，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第一代智慧城市，创造最佳条件。
智慧城市是一个复杂的巨系统，涉及投融资、规划、建设、运营等多个环节。而传统的智慧城市项目化的建设模式普遍存在重技术轻应用、重投入轻实效、重建设轻运营的现象，这种强调单个项目建设的模式，其实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智慧城市系统的复杂性。
浪潮通过多年的经验，总结出一个明确的方向。通过“平台+生态”的双轮驱动，不断探索、实践可落地的运营新模式，保障智慧城市建设运营持续推进。
在笔者看来，首先“平台+生态”的理念厘清了浪潮在智慧城市中的角色，平台化首先是浪潮的强项。浪潮目前已经依托自身的云计算、大数据、人工智能等核心能力，打造了智慧城市底座平台，形成了“一云、两网、一图、两引擎”的核心能力。这个平台既是浪潮的核心价值，又是浪潮的边界，而在智慧城市底座平台之上的应用，则依靠丰富的合作伙伴生态，与城市管理者进行多方协同的模式来解决。
浪潮集团副总裁姜振华表示，“智慧城市底座平台，是今年8月份我们在成都的峰会上发布的，这是整个浪潮集团的一个平台，包括了底层云计算平台和两层数据平台，明年我们以城市为单位，把智慧城市底座平台的作用逐渐发挥出来。”
其次，智慧城市运营商的新模式，是浪潮独创。它代表了浪潮对智慧城市的理论创新。浪潮提出，新型智慧城市建设需要打破传统的项目建设和行业智慧化模式，从整体智慧化角度，构建新链接、新生态、新运营商，盘活各类城市资源，面向公众、企业和政府，以运营为核心，整体推动城市迈向智慧化，这就需要智慧城市的运营。
而浪潮则致力于成为领先的智慧城市运营商，做城市资源赋智整合者、运营服务生态建立者和市场化运营主导者，这三个职责是智慧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基础、保障和核心。
最后，浪潮对智慧城市的理解，无论是平台+生态，还是运营商模式，本质上都是在为落地做服务。毕竟只有在实际的应用场景中，实现智慧，感知到智慧，才会让城市变得智慧。比如在济南，“济南交通大脑”的500项功能已陆续上线。“爱城市网一点通”已覆盖全市400余万市民，提供100余项便民服务，真正提升了老百姓对智慧的感知。
从浪潮的身上，我们也能够深刻体会到“创新为体，智慧为用”的道理。而通过与北京大学合作，通过产业与科研的结合，会进一步让浪潮的智慧城市理念更为丰满，让更多的市民享受到智慧的应用，让城市因智慧再次伟大。
